谢其章先生在文章中写道

《书鱼繁昌录》涉及的话题极其宽泛:关于书籍的相关知识毛边书、线装书,藏书票、藏书印,护封、腰封等;个人搜书、淘书的经历;书籍的收藏、拍卖;民国漫画、私人日记;书评、序跋以及对特定历史现象和事件的探讨分析等,可谓忠实记录了谢其章先生近几年的藏书经验和阅读心得。
经验,仅供借鉴;心得,却是至关重要的,它不仅能看得出一个人学识修养,更能见得一个人“识见”的高低。
喜欢藏书的人,大多津津乐道“猎书”的过程,而谢其章先生,却独写“整理旧书”的那份感受,字里行间,流淌着一种暖暖的书之爱意:“夜里,静坐在孤灯下,一本本地整理白天从旧书摊捡回来的几摞书,擦掉书上的灰尘,补齐封面的缺角,抹平书页的折痕,那情景,与孤儿院院长为捡来的孤儿洗澡、穿衣、理发,庶几近之。”
姜德明先生,三十年如一日坚持写“书话”,有人评价他写作“保守”,言外之意:“书话”谈不上是什么大文章。对此,谢其章先生在文章中写道:“书话,是一门特立独行的文章形式,不可能像散文那样人人都能写。书话写作的首要条件是作者必须自存自藏一大堆旧书刊做资料后盾(不非得是汗牛充栋的藏书家,至少也是藏书爱好者)。”旗帜鲜明地肯定姜德明先生的写作“不是保守,是坚守”。
通过对老民国“旧报旧刊”的研究,对一些历史事件、现象的存疑进行揭秘、解答,是谢其章文章中最为可读的一部分。
1942年,梅兰芳是如何从香港回到上海的?张爱玲在《小团圆》中,回忆她从香港回上海,是和梅兰芳同船的:“她立刻想起回上海的时候上船,珍珠港后的日本船,很小,在船栏杆边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一行人,众星捧月般的围着个中年男子迎面走来,这人高个子,白净的脸面,细细的两撇小胡子,西装虽然合身,像借来的,倒像化妆逃命似的,一副避人的神气,仿佛深恐被人占了便宜去,尽管前呼后拥有人护送,内中还有日本官员与船长之类穿制服的。她不由得注意他,后来才听说梅兰芳在船上。”似乎言之凿凿。但谢其章却利用1942年8月8日《太平洋周刊》第1卷第30期的“本报专访”,证明梅兰芳是于1942年7月26日在“大场飞机场”下机的。
“南玲北梅”事件,一度喧嚣。此前,止庵、赫啸野等人都曾撰文证明其荒谬性。谢其章在《自编自演之“南玲北梅”》一文中,再度利用大量详实的资料,并附上梅娘“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奖”的受奖照片,证明了“北梅”言论的极大荒谬性。就此见得,所谓“北梅”的梅娘,不仅“早节”不保,“晚节”更是荡然无存了。
书中谢其章对“书画无偿捐献”的质疑,对收藏界“富则俗”的看法,对电视收藏栏目“人来疯”现象的分析等等,都彰显着作者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分析。而这一切,无不以其丰富的图书收藏和阅读为基础。归其大类,这些文章到底还是“书话”类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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