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还和作家朱鸿谈起陈忠实先生

4月29日早晨,一上班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条消息:“今晨7:40左右,着名作家,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先生因病在西京医院去世,享年73岁。”我第一反应是赶紧给陈忠实老友、着名评论家李星老师发短信求证。李星先生回复:“我也才知道,前几天已知病危。”闻之,如晴天霹雳。几天前在去蓝田采风的路上,我还和作家朱鸿谈起陈忠实先生,朱鸿老师称赞陈忠实先生是“长安城中真正的谦谦君子”。
不久前,我专程去了趟陈忠实文学馆,在陈老师坐过的一张老八仙桌上照了张相,买了陈老师两本着作:创作谈《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》和散文集《白墙无字》。现在看来,这一切似乎都带着一种告别的意味。惜哉!
虽然与陈忠实先生同居一城,也经常一起开会,但坦率地讲,我们私下里并无多少来往。仅有的几次近距离接触,留下的都是温暖和敬重。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次演讲——那次演讲我负责具体接待,且现场录了音,所以印象深刻。在那次演讲中,陈老师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的两次挫折经历。
一次是在他初学写作那会儿。当时高中毕业回乡教书的陈忠实,为了学习写作不惜步行几十里,头天动身,夜宿农民家忍受蚊虫叮咬,前往西安市文化馆参加为业余作者开设的文学讲座。陈忠实说,他清楚地记得那次讲座的题目是《散文散谈》,主讲人是肖云儒,时任《陕西日报》副刊版编辑。在谈到这次讲座时,陈忠实是这样讲述的:“当时在底下还未听课就感觉到悲哀,我完蛋了。全部是自卑,任何自信都没有。为什么?肖云儒比我只大了一岁,人家现在在讲台上给我讲散文散谈。大学早已毕业,且已经开始在陕报当编辑,我在底下还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在听什么叫散文,连散文的概念都搞不清,这一种参照系就太残酷。后来多年以后,在文坛上和云儒认识以后谈到这一点的时候,我说,你当时首先是打击了我,后来才是鼓励了我,非常残酷。所以既要感谢你,也要痛恨你。”
第二次是在“文革”期间。陈忠实是这样描述这次经历的:“我刚刚发了六七篇散文之后,‘文革’就开始了。‘文革’一开始就把所有作家都打倒了。我很崇拜的一些陕西作家,像柳青、杜鹏程、王汶石全都被打倒了,我就感到没有任何希望了。当时,我在基层的一个中学教书,到西安来在街道上看见文艺界游行的卡车上,坐着当时的那几位大作家,我心里悲哀极了。我就想中国连柳青都不要了我还努力干啥?我还写那豆腐块干啥?”
陈忠实的这两次挫折经历,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——伟大都是熬出来的。为了写《白鹿原》,陈忠实远离喧嚣的文坛,放弃当领导的机会,躲到乡下老家,一沉就是六年。六年的艰苦写作,每天陈忠实都要经受着各种人物在脑海中的较量,纠结的心情让陈忠实额头上的皱纹,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一般深刻。1992年3月25日,近五十万字的《白鹿原》终于完稿。一经问世,它就如同一颗原子弹一样爆炸在中国文学的天空。今天,评论家普遍认为,《白鹿原》是“一部总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全部思考、全部收获的史诗性作品”,是“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”,是“史诗巨作”,是“民族秘史”,可有谁能真正体会到陈忠实为此而付出的沉痛而又昂贵的代价。如今这一切的一切,都随着陈老师的逝世而画上了句号,同时也给人们留下无尽的猜想和思念。
斯人已去,精神不朽。陈老师,一路走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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